关于「国民性」的一些看法

前两天与张守涛兄在雍和书庭聊“鲁迅与改造国民性”这个话题（这里先祝贺守涛兄新著《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》出版，当当与京东皆有售）。对“国民性”这个词，我大体持如下观点：

一、“国民性”这个词不好。

理由很简单，先得有国民，才谈得上国民性。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，天下从来就不曾成为天下人的天下，天下人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国民地位，普通民众承担的角色始终是被控制、被压榨的对象。“民贵君轻”之说只存在于先贤的语录之中，从未有过片刻的切实落地。民众既然不是国民，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、道德特征与认知水准，也就不能称作“国民性”。

那么，这两千年间普通民众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与道德特征，该用什么词来表述比较好？我觉得可以借用一下“奴性”，这个“奴”作被奴役者解释。或者可以干脆叫做“韭性”，于今时今日更通俗易懂。

俗语云名正方能言顺，反思与批判尤其如此。如果揪着秦汉至明清这两千余年的历史来“批判国民性”，因名实不副，板子极容易狠狠打在普通民众的屁股上，继而认定他们的道德操守与认知水准实在太糟糕，实在需要被好好改造一番。实则唐太宗、朱洪武之流便是这样干的——唐帝国屡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，百姓们不愿去辽东送死而自残手脚，李世民便下诏斥责百姓受了隋朝余毒的影响，到了新时代仍未改邪归正，且威胁说诏书下发后再有主动砍手砍脚者，非但辽东之役不能免，还会有额外的严惩。洪武时代同样因朱元璋的暴政而民不聊生，朱元璋也与李世民一样不思自我反省，反在《大诰》里一再痛斥明帝国的百姓觉悟太低，说他们受了元朝的污染，实在配不上伟大的洪武时代，而唯一提升觉悟的办法，便是听朱元璋的话不打任何折扣，家家户户诵读朱元璋亲笔撰写的四编《大诰》。换言之，若是将“国民性”这个词生搬硬套进中国古代史，则恰于无意中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洪武这些肉食者的愚民策略，在话术上形成了同调。

“韭性”一词则不然。没人甘愿成为韭菜，也没人甘愿主动沾染韭性，即“韭性”这个词会天然提醒使用者——那“韭性”不是被统治者主动生成，而是统治者通过各种控制与汲取手段强加在被统治者身上。甚而言之，所谓“韭性”实际上就是被统治者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控制与汲取，而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天性。司马光当年上奏赵官家，说自己行于村落之中，见到百姓们生活贫苦而懒惰不事劳作，遂询问缘故。百姓们说，朝廷的衙前差役专门摊派给富人，官权力不受制约，被摊上就要破户亡家，于是众人只好争做穷人，不敢攀富只肯比穷。宋民身上的这种懒惰，便是一种为逃避官权力伤害而生成的“韭性”。清人的自我审查——如写诗作文主动弃用“发”字，官员上奏不敢用“陛下”一词（雍正曾因奏折里的“陛”写得有些像“狴”而大开杀戒）等——也是一种“韭性”。

“韭性”不好，可以批评。但“韭性”是果非因，要想消灭“韭性”，仅仅痛骂韭菜是无济于事的，须有重大的时代转型。具体而言就是要从皇权时代转型进入民权时代。只有消灭了那些控制与汲取之术，“韭性”才会消失。

二、“改造国民性”的想法很危险。

国民性这个词，非鲁迅所发明，而是自日本引进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，正值日本文化界有一股反思日本国民性的风潮。鲁迅受其影响，也开始写文章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。不过，鲁迅所反思的国民性，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国民性，而是韭性。其文章里那些围观志士被杀拍手叫好且喜吃人血馒头者，并不是真正的国民，阿Q当然也不是。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、道德特征与认知水准，其实都是肉食者长年累月灌输给他们的，他们脑子里从未觉醒国民意识，也从未获得过国民待遇。鲁迅处在新旧时代大转型的混沌期，其目之所见，正是韭性深重、而国民性又远未成型，鲁迅起来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，也是对时代现状的一种良性回应。只是韭性的问题，终究不能靠向韭菜身上打板子而得到解决。我以为，这正是鲁迅“反思国民性”而最后走入困境的主因。只有时代真进入到了民权阶段，一般民众真从被统治者变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国民，针对国民性的反思才是一个真问题。

遗憾的是，在民权阶段真正到来之前，反思国民性很容易演变成灾难，当这类反思将板子打在普通民众的屁股上时，便是在为“改造国民性”张目，为之提供道德高地和舆论支撑。而改造是危险的，它意味着必须赋予某些机构乃至具体的个人以巨大权力，使之可以堂而皇之干涉普通民众的大脑、规训普通民众的思想乃至思维方式。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起点，也是人类自由最后的防线，允许某种权力来“改造国民性”，允许权力侵入到人的灵魂深处，意味着这最后的防线也要失守。而在真正的民权社会，对国民性的反思应该、也只会发生在自由的思想市场当中。与自由的经济市场一样，自由的思想市场也会自发淘汰掉那些不符合人性、人道的主张，保留下那些符合人性、人道的认知。自由的思想市场从不需要官权力来监管和规训。亦即，在非民权时代反思韭性，反思韭性应将板子打在塑造韭性的肉食者屁股上；在真正的民权时代反思国民性，而反思国民性靠的从来就不是官权力，而是自由的思想市场。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切不可呼吁“改造国民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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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篇关于鲁迅的旧文：